战国乱世，尔虞我诈的时代，扩大领国是所有大名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伴随着军事征服带来的战争经济政策的变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通常来说，作为后人在参考战国历史的同时往往并不容易看到其背后支撑着一国一城的经济历史。

　　从“武力战”到“经济战”

　　自安土桃山时代以来，储金能力也成为重要的战力来源，所以那些缺乏军队资金的大名，最终只能走向灭亡。在真正进行战场上的较量前，其实已经展开了所谓的“经济战”。中国古籍《孙子兵法》也曾记录有：“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说明在实际对战上尤其是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多方思考检讨，如果判断有极高胜算，那么就能获得更大的概率取胜。因此战争的花费就成为讨论作战策略时的一大重点，所以在《孙子兵法》第二篇有关作战记录上有“凡用兵之道，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膠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而十万之师举矣。”这也就表示要在作战中动员大量兵力，就必须拥有足够举兵的军事费用，不然就会导致“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的情况，因此需要先意识到对战的目的性和时间性，将本国经济力应用于战争时发挥最大化作用。镰仓幕府的北条氏，曾为了讨伐天皇，向各国家臣武士团下达动员令，强制其缴纳大量军事费用，不过这种以威胁恐吓统治领国的方式，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无法成为主流，反而要以打破敌国有生力量并获得领土与物资的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目标。如此一来，在治国、军事等方面的基础，就能藉由物品的生产以及流通而对经济产生良性发展，所以说财富成为战国时代衡量大名综合实力和个人魅力的重要评判标准。

　　武田信玄的领国经营

　　武田信玄是战国时代“前三雄”之一，在领国经营上，他有其独特且出色的理解。他的经营方式为增加物产以及“度量衡”的制定。这些都是在统一增进流通制度的活化与流通基准时的重点，另外为了让人民能够稳定生活，他也积极整治山林，水文以及铸造货币，武器，开采矿山等举措。在《甲州法度之次第》文中，这些相关规定多达57条，这些法规不只包括武田家的领国经营，就连占领地也一起实行，并同时进行旧有的“分国法”制度。在整治山林方面，为了防止山谷发生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武田信玄在全国进行勘探山林事搭建了堤防设施并种植树木，植树种类多样，一方面既能最大限度抵挡自然灾害，另一方面也能利用这些树木提供的优质木材远销他国，还能丰富本国物产资源，成为甲斐重要的经济来源。

　　另外为了避免农田遭受洪水淹没，信玄搭建了釜无川的龙王堤，笛吹川的万力堤与近津堤来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采矿方面，他大量开采甲斐与信浓国的黄金并将其作为货币使用，此举顺势大大促进了流通制度的发展。黄金原本一开始只是作为奖赏有功之人之用，但不久后武田家就制定了黄金的形式与重量，并以板金，碁石金方式作为通用货币来使用。由于信玄很重视黄金的产值，所以在黑川山金山，富士金山，黑桂山金山，川尻金山，黄金泽金山，金泽金山，两畑山金山，梓山金山，保金山，川端下金山，汤之奥金山等地开采黄金，这也直接带动了武田家的金属提炼与山川勘探开采技术的显著提高。武田家就靠着不断的挖黄金来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如此多的财富也成为凶猛的武田军团战斗力的最好保障和发展基础。武田信玄

　　而为了测量物产数量，所以便以“枡”的容量作为基准，测量容器也比以往还要大，此容器称为“甲州枡”。当时的一升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升左右。因为有印上铁烙，所以又被称为“铁判”“国枡”。另外，武田信玄还制定了秤的重量单位，有能称重100匁到子贯目的量秤，也有称重1贯目以上的杜秤。天文9年(1540)，当武田信虎入侵信浓并占领佐久海口后，就立刻将此地划为武田家领地，让那些拿着印有武田家印信保证书的人们能够利用此处盛产的马匹，也会给予负责管理此处的人能够有权参与选城普请等任务以及享有免税的福利。武田氏把许多占领地作为军事中继点的经济资源场所，同时也努力维持这些地方的治安与经济生产，资源开发。比较著名的地点包括福岛，薮原，奈良川，贽川，洗马，监尻，下诹访……而以木曾街道沟通甲府城的中心道路，也都被武田氏整顿为一连串的“经济开发区”。若是未持有武田家印信保证书的人要通过此处，则需要缴纳更多的税金才行，这与织田信长所实施的免除过路费，让商人自由进出安土城的做法截然相反。

　　《甲州法度次第》虽然俗称“信玄家法”，但内容其实非常严厉。例如：领主不能随便强取农民土地，没有获得许可不能私自与他国者交流，为达计谋虽不得不与居住在信浓的人来往，但绝对不能与他国者通婚，吵架时双方都要受罚，以及武士必须牢记自己身份，不能沉迷于酒席与女色。武士必须服从领主指示，强制性从军。农民按时交税交粮，发现逃跑者处死……所以武田家领地内犹如石墙般坚固，但也造成了与世隔绝的不利因素。在这样的组织与法度下，武田氏顺利推动国内产业经济化，领地内物产丰富，远销他国。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经济政策

　　有别于武田信玄，织田信长在经济方面则是完全采取相反的改良态度。他不断通过南蛮商队进行海外贸易，并热衷于购买海外物品，包括：衣物，武器，小吃，钟表，饰品……也很敢尝试自己创造的战法，因为信长本人非常好学，他同时注重于开放城下町来扩大城镇之间的交流，保证了商人的基本权利，制定“乐市乐座”制度，鼓励小市民阶级和封建领主阶级消费，从商人团体和城市行会中收取税金，这一点非常符合后世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永禄11年(1568)，当织田信长陪同足利义昭抵达京都后，就立刻在堺，大津，草津的城市设立织田家的代理事务官，把这些拥有一定经济基础且发展势头较好的地区作为织田家的物资集散中心，并在第二年的3月1日发布“撰钱令”，规定钱币的种类和市价。对信长而言，钱币的统一是天下统一的前提。他就是因为了解经营天下经济的大战略才会把施政重点放在城市的建设上，着重于推动城市经济的同时，极大促进了近世日本城市化水平。不仅如此，信长还对填海工程感兴趣，所以在他掌管近畿时期建设了很多道路促使交通运输更快捷。废除检查哨且不收取货物关税，允许各国货物在织田领内自由流通，信长知道这些项目和条款都能够促进工商业发展并能为织田信长“天下布武”的目标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支持。

　　除此以外，信长也曾实施检地制度，最大限度防止“私田”出现，防止农民偷税漏税，不过这项措施宣告失败，无法推广至全国。早在元龟2年(1571)，就已经在伊势的神户氏领地内实行检地，并从中发现了武士有很多“余钱”的情况，但却无法针对尾张的武士，寺庙神社以及国人众进行处罚，信长的目标是整顿天下经济和全国财政。

　　继承织田信长霸业的丰臣秀吉，则在天正年间重新推广检地政策，采取能够让兵农分离的“刀狩令”，还有利用铜与银铸造的货币作为大判金，小判金的通货政策，从中捞取不菲的经济利益。天正17年(1590)，据说待在聚乐第的秀吉从公卿，大名中分配到的所得就高达36万500两，这样推测下来，秀吉所持有的财产无法估量，所以他才有能力在小田原征伐以及用兵朝鲜时动员全国大名军事行动的一切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