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的浦贺港，打算以“炮舰外交”的方式打开日本的国门，次年，美日双方签订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

　　(“黑船来航”事件)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有名的“黑船来航”事件，而之后的“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和“岩仓使团出访”等事件无一不是在“黑船来航”的基础上而发生的。因此，将1853年视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并不为过。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压力下，极少和外国有交流，仅长崎港实行“一口通商”，也只和中、荷两国进行贸易往来。

　　因为闭关锁国，所以不和其他国家交流，恰逢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于是幕末时期的日本落后严重，最终导致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有了“黑船来航”事件。

　　这套完整的逻辑被看做是中国人反思近代史最基础也最通用的逻辑，但这套逻辑不能直接等价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在德川幕府刚建立时，日本已经有不少人睁眼看过世界了。

　　1582年，天正十年，为拜访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由四名少年日本使节和两名日本仆人组成的“天正使团”随耶稣会的长老瓦利格纳诺一起从长崎港出发，前往欧洲。他们一路上经过澳门、科钦和果阿等葡萄牙殖民地，前后用了三年时间才到达罗马，在罗马，使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先后谒见了教皇格力高历十三世和他的继任者西克斯图斯五世，而等他们再一次回到澳门，已经是1588年的事情了。

　　但此时，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已经是一落千丈了。使团出发的同一年，明智光秀于京都本能寺发动政变，织田信长被谋害;五年后，派遣使团的大村大名、大友大名先后去世，丰臣秀吉下发《伴天连追放令》，驱逐一切外国传教士，直到两年后丰臣秀吉特赦，使团才返回了长崎港。

　　政治上的变故使天正使团的出访价值几近于零，但使团在欧洲的一切见闻，包括带回的印刷机、地图、西洋画和乐器等物品还是另日本上下觉之新奇，给日本的文化和社会带来了不小影响。

　　历史上的支仓常长，参与过万历朝鲜战争，既有远航经验又能适应异国环境，以此作为伊达政宗遣使的不二人选。

　　1613年，庆长十八年，伊达政宗派遣支仓常长乘坐“圣约翰洗礼者号”，由仙台港出发横渡太平洋和大西洋前往欧洲，支仓常长成为了有据可查的第一个横渡太平洋的日本人。常长的航行路线先后经过了墨西哥、古巴、西班牙、法国，而后到达罗马，常长在罗马受到了教皇保罗五世的接见，还被授予了“罗马公民”的权利。

　　在罗马时常长递交了伊达政宗写给教皇的国书，主要内容包括开辟海上贸易航路和派遣更多传教士前往日本等内容，并且伊达政宗在国书中向教皇承诺会在自己的领地内修一座天主教堂。对于派遣传教士的内容，教皇非常爽快就答应了，但针对贸易航路的问题，教皇表示这要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意见。

　　(支仓常长航路图)

　　1620年，支仓常长独自一人回到了仙台，此时日本国内已经基本走出了战国时代地方大名纷乱割据的阴霾，丰臣秀吉也已经去世多年，但天主教所面临的窘境并没有任何改变，幕府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依然对天主教采取敌对态度，并更进一步对外国人、传教士和外国商船进行驱逐，1622年常长郁郁离世，而藩主伊达政宗也于之后的1636年去世。

　　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次子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自此日本的“锁国时代”正式到来。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家光先后五次发布“禁海令”，在此之前，英、西、葡等国已经在长崎等港口城市设立的商馆全部被取缔关闭，而这之后，所有身处海外的日本人被禁止归国，中、荷两国以外的船只再不允许进入日本港口停泊，而中、荷两国的船只也只能停泊长崎一港，直到1641年，荷兰商馆迁往出岛，标志着日本锁国制度的完成。

　　天正使团和庆长使团虽然尝试了打开对外交流的大门，但由于派遣使团的并非是日本的权力中心，而仅仅是地方大名，因而并不受到上位者的待见，甚至令德川秀忠怀疑过伊达政宗是否想借助欧洲人的力量对抗自己;

　　虽然两次游历带回了令人新奇的见闻和更令人新奇的西方科学产物，但对于丰臣秀吉也好，对于德川幕府也好，这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奇技淫巧”类的产品，对于治国和稳定社会丝毫没有任何帮助;

　　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统治稳定而言并非是要事，且生产力的发展要伴随着欧洲国家的宗教渗透和殖民主义渗透，这对于幕府而言是更无法接受的事情，因此，即使是日本已经有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这个人的存在已经违背了统治阶级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自然而然这样一个人也会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